旧棉袄里的秘密
＂妈，我回来了，只带回姑姑的旧棉袄。＂话音刚落，母亲眼中的失望刺痛了我的心，却不知这棉袄里藏着一个我羞于面对的秘密。
冬天的东北，寒风刮得窗户纸呼呼作响，像是在埋怨这个世界的不公。
那是一九九零年的寒冬，计划经济的末期，国营企业开始走下坡路，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。
我们家住在东北小城齐市一处老旧的筒子楼里，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挤着我们一家三口。
屋里的炉子烧着煤球，散发出硫磺的气味，却是我们抵御严寒的唯一武器。
父亲张长河在齐钢当工人，每天和钢花打交道，那双手上的老茧厚得像一层盔甲。
母亲李巧云在齐市丝绸厂做缝纫工，她能把一块布料变成漂亮的衣裳，可家里人的衣服却总是打着补丁。
我张小满，市一中的高二学生，怀揣着一个在那个年代略显奢侈的梦想——考大学。
那时候，大家还习惯叫它＂高等学府＂，能上大学的人在街坊四邻都是＂文化人＂，家里祖上都会被传为有＂读书种＂。
我的成绩在班上算拔尖，老师说我有希望考上省重点，这让父母眼里有了光。
可就在交下学期学费的前一周，祸不单行。
父亲在车间操作时，一块飞来的钢渣溅进了眼睛，紧急送医后虽然保住了眼睛，却不得不住院治疗。
那几天，医院的走廊上总能看到母亲瘦小的身影，她在白色的墙边显得格外单薄。
我们家仅有的三百多元积蓄，转眼就花在了手术费和药费上。
家里的米缸见了底，锅里煮的是白菜和土豆，可更令人揪心的是两百元的学费迫在眉睫。
＂再耽误交学费，班主任又要家访了。＂我忧心忡忡地对母亲说，上学期因为交学费晚了，班主任曾经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来家里了解情况，那次我羞得恨不得钻进地缝。
母亲坐在炉子边缝补父亲的工作服，针线在她手里飞快地穿梭，听了我的话，她的手停顿了一下，然后继续缝着，仿佛什么也没听见。
那天晚上，我偷偷起夜，看到母亲坐在昏黄的电灯下，翻箱倒柜地找东西，那专注的背影像极了一个即将赴考的学生。
＂咳咳。＂我假装咳嗽，母亲慌忙合上柜子，转过身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＂小满啊，睡不着？＂她问，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疲惫。
＂妈，我们家是不是没钱了？＂我直截了当地问。
母亲沉默了片刻，叹了口气：＂家里是有点紧张，但日子总要过下去。＂
我知道，这是母亲式的委婉表达，意思是：确实没钱了。
第二天早晨，刚刚天亮，我就被母亲的说话声惊醒。
＂要不，去你姑姑家借点？＂母亲小声对躺在床上的父亲说。
父亲沉默许久，我透过房间的隔断布，看到他闭着眼睛，脸上的表情比受伤时还要痛苦。
＂去吧，但别说我住院的事。＂最终，父亲艰难地同意了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仿佛这句话抽走了他全部的力气。
钢铁厂的工人，那是多硬的汉子啊，可在生活面前，也不得不弯下腰来。
我知道父亲多要强，在厂里从来是别人有困难他帮忙，何曾开口向人借过钱？
姑姑张长英，是父亲的妹妹，比父亲小五岁，在郊区的红星乡下任教，姑父在乡镇企业当会计，小日子过得比我们稍微宽裕些。
每年过年，姑姑家都会给我包个大红包，里面有二十或三十块钱，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。
可现在要去借钱，心里还是忐忑不安。
去姑姑家要坐两趟公交车，再走半小时的土路。
那天早上，我揣着一块钱的车费，穿着补了又补的棉裤，戴着父亲的旧帽子，踏上了去姑姑家的路。
天空阴沉沉的，像压着一块沉重的铅板，北风呼啸着刮过光秃秃的杨树，发出＂咯吱咯吱＂的哀鸣。
公交车上挤满了人，车窗上的哈气结成了冰花，我用袖子擦了擦，看到窗外的世界像蒙了一层毛玻璃。
两个小时后，我站在姑姑家门口，鼻尖冻得通红，手指僵硬得几乎握不成拳。
＂谁呀？＂门内传来姑姑的声音。
＂姑姑，是我，小满。＂我的声音被冻得有些发抖。
门开了，姑姑站在门口，一身灰色的家居服，头发挽成一个简单的髻，看到我时眼睛一亮：＂小满来了？快进来，屋里暖和。＂
姑姑家的房子是乡镇分的福利房，两间正屋一间厨房，简朴但干净，炉子烧得正旺，屋里暖烘烘的。
＂怎么想起来看姑姑了？吃饭没有？＂姑姑一边说一边往炉子上添煤。
我搓着手，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——七上八下。
＂姑姑，我......＂我支支吾吾地开口，又停下来，不知道怎么说。
姑姑转过身来，目光柔和地看着我：＂学校要交学费了吧？＂
我愣住了，惊讶于姑姑的敏锐，随即点点头，眼眶有些发热。
＂你爸妈身体都好吧？＂姑姑又问。
我想起父亲临行前的嘱咐，咬了咬嘴唇：＂挺好的，就是厂里这两个月效益不好，发工资晚了点。＂
姑姑看了我一会儿，仿佛看透了什么，轻轻叹了口气：＂等着，姑姑去拿钱。＂
她进了里屋，我听到抽屉开关的声音，还有轻微的数钱声。
这时，屋角的收音机里传来《渴望》的片尾曲，那是当时最火的电视剧，刘慧芳的故事让多少人唏嘘不已。
姑姑出来时，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旧棉袄和一个白信封。
＂天冷，路上穿着。＂姑姑把棉袄和信封一起递给我，眼里有说不清的神色，＂这是五百块，够吗？＂
我接过信封，手微微颤抖。
五百块，那可是姑姑和姑父小半年的工资啊，我知道去年姑姑才添置了一台十四寸的彩电，花了将近两千元，家里肯定也不宽裕。
＂够了姑姑，太感谢您了。＂我急忙点头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＂钱放好，路上小心点，这两年路上不太平，听说前段时间还有学生被抢了。＂姑姑叮嘱道，眼神里满是关切。
我把钱小心翼翼地放进内衣口袋，穿上姑姑给的棉袄，那是一件略显陈旧但很厚实的棉袄，穿在身上顿时暖和了许多。
临走时，姑姑还塞给我两个鸡蛋饼：＂路上饿了吃。＂
回去的路上，北风更猛了，仿佛要把人吹进洁白的雪地里。
我缩在姑姑的棉袄里，心里却是暖融融的，那五百块钱像一团火，烧得我整个人都热乎乎的。
到家时已经是傍晚，昏黄的街灯下，我看到母亲站在楼下张望，那单薄的身影在风中摇晃，像一棵即将凋零的秋草。
＂妈！＂我快步走过去，把鸡蛋饼递给她，＂姑姑让我带给您的。＂
母亲接过饼，眼睛却盯着我身上的棉袄：＂你姑姑给钱了？＂
我点点头，从内衣口袋掏出信封，递给母亲：＂五百块。＂
母亲接过信封，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情，又看了看我身上的棉袄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往楼上走去。
回到家，父亲已经出院了，坐在炉子边喝着稀粥，眼睛上还贴着纱布。
看到我回来，他微微点了点头，算是打招呼。
＂小满回来了，先喝点稀粥暖和暖和。＂母亲忙着给我盛粥，语气里透着疲惫和释然。
我脱下姑姑的棉袄，挂在门后的钩子上：＂姑姑给了五百块，还有这件棉袄，说外面冷，让我穿。＂
父亲听了，放下碗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：＂你姑姑家也不宽裕啊。＂
那天晚上，我睡得特别香，因为交学费的事终于解决了，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第二天清晨，我被母亲的啜泣声惊醒。
推开门，看到母亲坐在桌边，面前摊着那件旧棉袄和一沓钱，她的肩膀微微抽动，泪水无声地流下脸颊。
＂妈，怎么了？＂我揉着眼睛问道。
母亲抬起头，眼睛红肿，声音哽咽：＂棉袄夹层里缝着八百块钱。＂
我愣住了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：＂什么？＂
＂你姑姑在棉袄的夹层里缝了八百块钱。＂母亲又重复了一遍，声音颤抖。
我走过去，看到桌上确实放着一沓钱，崭新的一百元人民幣，足足八张。
我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姑姑递给我棉袄时意味深长的眼神，还有她的叮嘱——＂路上小心点，这两年路上不太平＂。
霎时间，我明白了一切。
姑姑怕我路上遇到危险，特意把大部分钱缝在了棉袄里，表面上只给了五百，实际上却是一千三百块。
那一刻，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了一下，酸涩又温暖。
＂姑姑给了你多少？＂母亲问，声音低沉。
＂五百。＂我低声回答，羞愧得无地自容。
母亲没说什么，只是默默地把钱收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整理好。
我看着她略显粗糙的手指，想起这双手给我缝过多少衣服，补过多少袜子，心里更加不是滋味。
＂妈，对不起，我应该仔细检查棉袄的。＂我低着头说。
母亲摇摇头：＂不怪你，你姑姑也是害怕，才这么做的。＂
她顿了顿，又说：＂你姑姑一直很疼你，说你像她小时候一样爱读书。＂
我点点头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＂你姑姑年轻时也是个苦命人，高中毕业考上了师范学院，因为家里困难没去成，只能回乡下当民办教师。＂母亲说着，眼神望向远方，似乎在回忆什么。
我第一次听说这些事，心里更加愧疚。
那天下午，我和母亲一起去菜市场，买了两斤猪肉和一些蔬菜，准备改善一下伙食，为父亲补身体。
市场上人声鼎沸，卖菜的吆喝声、讨价还价的争执声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最普通却最真實的生活图景。
＂肉涨价了，九块八一斤哩！＂母亲看着肉价，皱了皱眉。
那时的物价开始飞涨，工资却跟不上，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越发艰难。
回家路上，我们路过一家国营副食店，橱窗里摆着各种罐头和饼干，门口挂着＂购物满五十元送搪瓷杯一个＂的招牌。
＂妈，我们买点东西寄给姑姑吧？＂我提议道。
母亲看了我一眼，点点头：＂行，买点他们那边不容易买到的。＂
我们买了两罐上海产的午餐肉罐头，一盒天津产的奶油饼干，还有一袋新出的＂太阳花＂巧克力，一共花了三十多块钱。
回家后，母亲找出一个干净的纸箱，小心翼翼地把东西放好，又在上面垫了几张报纸，最后放进去八百块钱和一封亲笔信。
＂明天你去邮局寄出去。＂母亲说，声音里有一种释然。
晚上，父亲看到我们准备寄给姑姑的东西，久久地沉默着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＂你姑姑是个好人。＂
第二天，我按照母亲的嘱咐去邮局寄包裹，填写地址时，我的手有些颤抖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姑姑的善良和信任。
从邮局回来的路上，天空飘起了雪花，轻盈的雪花落在脸上，冰凉却又舒服，像是上天在洗刷我的羞愧。
那个冬天，我穿着姑姑的旧棉袄，度过了高中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。
棉袄虽旧，却像母爱一样温暖，每当北风呼啸，我仿佛能感受到姑姑的关爱围绕着我。
两周后，姑姑来电话了，她说收到了包裹，也知道了我父亲住院的事，声音里有些责备：＂有困难为什么不说实话？＂
母亲接过电话，两个女人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，最后都沉默了，电话那头传来姑姑低低的抽泣声。
那一刻，我才真正理解了亲情的分量，它不在言语中，而在那些无声的付出和默契里。
学费的事情解决了，我回到学校，更加勤奋地学习，仿佛这样才能对得起家人的付出和期望。
一九九一年夏天，我参加了高考，成绩公布那天，我拿着录取通知书，站在家门口迟迟不敢进去。
父亲看到我回来，放下手中的《工人日报》，摘下老花镜，问道：＂怎么样？＂
我把录取通知书递给他，声音因激动而颤抖：＂爸，我考上了，省重点大学。＂
父亲的手明显抖了一下，眼睛迅速变得湿润，他转过头去，假装看窗外，但我看到他的喉结滚动了几下。
母亲从厨房跑出来，看了看通知书，突然＂哇＂的一声哭了出来，那一刻，她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，又仿佛年轻了二十岁。
我们三个人站在逼仄的小屋里，谁也没说话，但心与心之间似乎有一条无形的纽带，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。
第二天，父亲特意去集市上买了一只老母鸡，说要炖汤补补我的脑子。
那是我记忆中父亲第一次下厨，他笨拙地杀鸡，笨拙地摘菜，笨拙地生火，但眼睛里却闪烁着我从未见过的光彩。
母亲悄悄告诉我，父亲钢厂的同事们都知道了我考上大学的消息，都向他道贺，说他张长河有出息，养了个好儿子。
父亲在厂里抬起了头，走路的步子也比以前有力了。
我们给姑姑家打了电话，告诉她这个好消息，电话那头，姑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一个劲地说：＂好，好，太好了！＂
那个夏天，我穿着母亲新做的白衬衫，走在小城的街道上，年轻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。
大学四年过得飞快，毕业后我留在了省城工作，有了稳定的收入。
第一次发工资，我就回了趟老家，给父母买了新衣服，又去了姑姑家，把当年借的钱如数奉还，还带了一台新款收录机和一些营养品。
姑姑接过钱，却摆摆手笑道：＂这么见外做什么？那都是亲情的本分，何必记这些。＂
我坚持要她收下，姑姑看着我的倔强，笑着摇摇头，最终还是收下了。
pc28预测＂钱我收下，但不是还债，是你的孝心。＂姑姑说，眼睛里满是欣慰。
那天，我们坐在姑姑家的槐树下喝茶，聊起当年的往事，姑姑才告诉我，那件棉袄里的钱，是她和姑父攒了很久的，原本是打算换个新沙发的。
＂那段时间，县里确实不太平，有几个外地来的流氓，专门抢学生的钱，我怕你遇到危险，就想了这个办法。＂姑姑说，语气轻描淡写，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
我看着姑姑略显苍老的脸，想起那件旧棉袄，想起母亲洗衣时的啜泣，想起姑姑递衣时的眼神，一时间百感交集。
多年后，我也为人父，每当看到孩子穿上新衣，我总会想起那件旧棉袄。
那不仅是一件御寒的衣物，更是一段关于亲情与尊严的无声诉说。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亲情是最温暖的棉袄，而尊严，则是棉袄里最珍贵的内芯。
如今，每当冬天来临，我都会想起那个年代，想起那件旧棉袄，想起那个雪花纷飞的日子，想起母亲和姑姑眼中的泪水。
那些记忆，像棉袄里的絮花一样，温暖着我的一生。
